《封神演義》的跨領域性與明清華人通俗文化
第四講 | 周朝的建立──一段歷史演變的故事
講 者:Barbara Witt 衛易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與談人:劉瓊云/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2019年06月05日(三)12:15~14:00
地點:政治大學研究大樓205室
網站:http://barbara-witt.ccstw.nccu.edu.tw/religious-novels/
*劉瓊云老師的評論內容未提供影像,以文字刊載於下
(影片時間 50:20~58:50 為衛易萱博士回應劉瓊云老師評論,該段建議先看過文稿再觀看影片。)
劉瓊云老師評論:
雖然此次被賦予的任務是講評衛易萱博士系列演講中的第四講,「周朝的建立——一段歷史的演變」,但請容我先從衛博士這一系列演講的規劃說起。
為了能更好地理解衛博士第四講與其他幾場演講的關係,我雖然因為其他工作時間衝突,無法前來聆聽前面幾場演講,但卻有幸蒙衛博士將之前演講的大致內容和PPT與我分享,我也仔細地讀過,欣喜見到此一系列演講將《封神演義》放入文化史的脈絡中,開拓出新的研究空間。
此一系列演講的安排是層層遞進的。第一講中,衛博士先重新檢視二十世紀初,回應西方知識體系與民族國家建置的需要,中國學者們架構的「中國小說史」當中的成就與局限。在特重「文學性」與當時去除「封建迷信」的評價標準下,除了少數作品如《西遊記》,多數「神魔小說」通常被視為次級文學,無足可觀。相對於此,衛博士介紹了近年西方學者開始將神魔小說放回其寫作當時的宗教文化語境,考察文學作品與宗教儀式、傳教作用彼此互動的研究取向。第二講透過比較元代的《武王伐紂平話》與晚明的《封神演義》,分析後者如何在前者偏重歷史敘事的基礎上,加入「封神」及其相關情節。第三講借助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跨文本性」理論,通過解讀《封神演義》不同版本中的序文和圖像,考察這部小說的出版如何改造、重塑「武王伐紂」故事,並探討《封神演義》與元明以來《搜神廣記》、《搜神大全》等通俗書籍之間的關係。
換言之,衛博士提出的視角,跳脫了早期單以藝術成就評價神魔小說的作法,將焦點放到《封神演義》及其所生成的文化環境。我認為,此一「環境」,當中有三個面向特別值得注意,一是當時三教融混的宗教文化,二是當時蓬勃發展的出版文化與書籍市場,三為活躍於出版界,積極改造更新、「通俗化」既有文學主題、文本,使之更符合當時讀者需要的書籍編作者。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問的問題,便不只是一部作品的藝術成就(當然這仍是重要的問題),還包括:作者如何調動既有的文學題材、表述形式?為何如此調動?舊有表述形式的變化是否隱含時人思想、概念上的變化?書中的圖像與文字內容之間呈現何種關係?我們如何能從整編舊有材料與再製創新的操作模式之間,透過對於書籍物質形式更仔細的觀察,探討當時讀者如何「經驗」《封神演義》?亦即,晚明讀者如何看待、接受「武王伐紂」故事變身為新作《封神演義》這樣的「新包裝」?再者,《封神演義》與同時期其他神魔小說、類似題材的戲曲、說唱文學之間又呈現何種互文性與對話關係?如此一來,除了個別作品的文學性和經典位置,從文化場域中不同類型文本「同題競寫」、「故事新編」的現象切入,可為明清文學文化研究再開出一片天地。
今天第四講,衛博士則是引入美國作者弗雷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Turner)Epic: Form, Content, and History 對於西方史詩敘事結構、元素的分析,嘗試探索以特納的「史詩」類型分析《封神演義》的可能。之所以如此連結,乃因衛博士注意到《封神演義》所講述的,周朝建立的故事,與特納所言「英雄旅程」到「國家演變」的西方史詩主題,有可相參照之處。衛博士並特別指出其中墮落(紂王因惑於女媧娘娘美色導致的墮落)、二元價值對立(善惡、智愚、聖俗、高雅/卑俗、純淨/污穢、遊戲/嚴肅)、從原始到文明、危險的女人(妲己、胡喜媚、王貴人)等主題,在《封神演義》中皆有明顯的表現。
由此切入,相對於過去研究多聚焦於《封神演義》的神魔、宗教面向,衛博士提出思考這部小說內涵的新視角,突出了這部作品想像「文化起源」,建構「國家成立」論述的作用。誠如衛博士指出,《封神演義》的故事內容講的雖然是商周時代,但背後塑造和解釋此段歷史的,卻是晚明的認識體系與價值。我認為,此一思考方向(《封神演義》中以周朝的建立,象徵文明建立過程中的價值衝突、抗衡力量、以及最終「封神」安頓儀式的必要),具有相當發展潛力,可與元代的《武王伐紂平話》對照,進一步考察:特納提出的神話主題,在《武王伐紂平話》中是否也可見?我們如何理解《平話》與《封神演義》的異同?這當中透露晚明對於文明的歷史、朝代建立的看法,有不同於前代的變化嗎?
此外,在勾勒出《封神演義》與特納理論的相應處之後,也許下一步可以回到晚明語境的特殊性交叉思考。我好奇:《封神演義》與特納理論是否有未能相應之處?我們如何理解它們的差異?小說中凸顯的「英雄特質」,與特納歸納的史詩英雄特質,哪裏不同?又,在中國常見的循環式天道觀之下,西方史詩中凸顯的「二元對立」,在《封神演義》中也是如此壁壘分明嗎?還是隱含了不同的敘事邏輯和文化底蘊?